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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港文武庙为三合一式的传统文教祭祀空间，是以文祠居中、文开书院居左、武庙居右等三个体组成的一大建筑群，见证历史传承，具有保存价值。

鹿港文武庙实际上包括文祠、武庙这两座祠庙，文祠奉祀文昌帝君、武庙奉祀关圣帝君，因二者相邻，所以一般皆以文武庙称呼，再加上文开书院在旁一字排开，正面看来是三位一体的祠宇建筑群，格局宽阔宏伟而具历史价值。

文开书院的建筑空间包含三川殿、正殿及後堂。三川殿的木构件保存清道光年间的建筑风格，石柱楹联上有邓传安（生卒年不详）所书「宾日有祥兴云有兆，希贤得地入道得门」墨迹。文开书院的倡设，虽然建筑年代不及文武庙早，但其在鹿港往日文风昌盛具体象徵上，深具历史重要性。

文祠、武庙与文开书院3座传统建筑，分别以不同的面向，见证了鹿港信仰、商业与文化的发展史，也是鹿港文风鼎盛的代表象徵。

文武庙的设立，缘起於鹿港文风兴盛，由鹿港同知（今县市首长地位）薛志亮（不详-西元1813年）率地方士绅捐资倡建文祠，以供「文昌帝君」，为士子会文结社之处。当年文祠落成时，鹿港最早的艺文团体「拔社」便在此展开活动，不少文人雅士均在此论诗评学，可说是当地文人学子的精神领导中心。

武庙也是由官民合资共建，主因是清朝崇信关圣，地方凡有文庙者必列武庙。关圣帝君重信讲义，受敬奉为「商业守护神」，更是地方人士义结金兰之盟的所在。武庙因鹿港商业鼎盛，长年皆有地方商人祭祀，自清嘉庆末年至日本时代，都有不断整修的纪录，也是三座建筑创建至今唯一香火没有断过的庙宇。

文开书院的倡设，虽然建筑年代不及文武庙早，但是其所代表鹿港往日文风昌盛具体象徵的重要性，非文武庙所能比拟。清道光4年（西元1824年）创建的文开书院，系为纪念明末儒者沈光文（西元1612-1688年），字「文开」，他於荷兰时期至台湾从事教育工作，被誉为「开台文化之父」。文开书院主祀朱熹（西元1130-1200年），自落成後，在清道光至清光绪年间，孕育多位举人进士，先後有6名进士、9名举人及百余名秀才荣登科举，大开鹿港文风。

到了日本时代，於鹿港设置公学校，因为担心儒生聚会容易滋生事端，当时文开书院的讲课被迫暂停；另外，因为日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（西元1847-1895年）曾在书院停留，因而当时一度改称「北白川宫纪念堂」。

二战後，鹿港文武庙曾经做为国军驻紮之地，於民国64年（西元1975年）文开书院遭逢火灾毁损，还波及一旁文祠，书院与文祠，因而一度遭到废置，直到民国74年（西元1985年）经指定为县定古蹟，才依仿古重建方式进行大幅修缮，使文祠与书院能恢复旧有建筑风貌。民国88年（西元1999年）遭逢921大地震，文开书院再次受损，历经数年重修，於民国94年（西元2005年）完成整体修复，是现今所见的鹿港文武庙风貌。

文祠为二进一院的建筑，正殿是供奉文昌帝君的祭祀空间，两壁有许多鹿港近代书法名家如欧阳锦华（西元1924-2012年）等人的作品，除了书法外，随处可见木雕彩绘。文祠前方有一座水池，称为泮池。昔日古人应试及第，需至文昌祠祭祀，循古礼於泮池边摘取芹叶，插於帽缘，故考取秀才功名者，又称「入泮」。

武庙为二进带二厢格局，主要色调几乎以红色为主，武庙所奉祀的关圣帝君神像，为福建名师雕塑，威仪凛然。武庙也是这三座建筑物中，唯一香火不断的庙宇，庙貌保存古朴，其木构、斗砌墙等仍然完整。

正殿内有清嘉庆16年（西元1811年）所立「藻耀海天」古匾，以及清咸丰4年（西元1854年）「峻极于天」匾，都是武庙之重要文物。而文祠三川殿内有二块碑文，分别是清嘉庆24年（西元1819年）「重修文武两祠碑记」，以及清光绪8年（西元1882年）「重修文祠碑记」碑文，为文武两祠重修纪录，极为珍贵。武庙右侧空地则有一块「忠魂碑」，以及在书院左厢房壁有两块日昭和18年（西元1943年）纪录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视察鹿港，在此停留之纪念碑。

文开书院在兴建完成时即已具规模，除了用来祭祀之用的前堂恭奉着朱熹（西元1130-1200年）外 ，配祀8位对台湾文化有贡献的先贤，另有讲堂为上课之用，後堂则是昔日书院山长（院长）起居空间。位於文开书院左厢前方的墙边，有一块立於清道光27年（西元1847年）的「公业修款」碑，上面刻文可了解到书院当年的经费是由田租而来。正殿神龛上方有一块「万世师表」匾额是日大正3年（西元1914年）由当时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（西元1844-1915年）敬献，是鹿港罕见日本官员落款的匾额。

文开书院的建筑为三川殿、正殿及後堂。三川殿的木构件为清道光年间的风格，石柱楹联上有邓传安（生卒年不详）所书「宾日有祥兴云有兆，希贤得地入道得门」。民国64年（西元1975年）文开书院遭到回禄之灾，正殿及後堂烧毁，幸好三川殿的木架构仍保存原有的栋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