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富源保安宫奉祀城隍,为当地重要宗教信仰中心、具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近代庙宇,与东部汉人进入的开发息息相关,清末「开山抚番」阶段的历史意义充分,且与霞海城隍信仰移入有关,具历史文化价值。
2.富源保安宫为仿木RC构造之庙宇建筑,仿木构神韵浑厚,为上乘作品,可显现时代风格,具建筑史或技术史价值。
3.拔仔庄的人群构成多元,富源保安宫为特殊意义的庙宇,具历史建筑价值。
富源保安宫创建与汉人进入东部开发息息相关,清光绪14年(西元1888年)清兵总理谢芳荣(生卒年不详)为求安民众之心而於拔仔庄地区建茅屋祭祀城隍,由於城隍负有阴间保安任务,故称保安宫,为当地重要宗教信仰中心。
建筑为仿木RC构造之庙宇建筑,可显现日治时期风格,具历史文化价值。与台北大稻埕同源自福建同安,属霞海府城隍,在台湾其辈分仅次新竹都城隍。在族群构成多元的拔仔庄,富源保安宫意义特殊,至今仍保留「暗访」的习俗,大鼓阵沿途竞技更是年度盛事,极具教化意义。
瑞穗乡古称「水尾」,今北端的富源、富民及富兴,昔称为「拔仔庄」,3村落分别以客家族群、闽南族群及阿美族群个别群居之,战後另有外省人族群移入。富源村内有火车站、市集与保安宫,富源村实为拔仔庄的商业与文化中心,因地理位置扼要,控制花东纵谷南北交通。清光绪元年(西元1875年),沈葆祯(西元1820-1879年)进行「开山抚番」政策,大规模的分三路前进东台湾,是首次此地有汉人开辟的文书记录。中路由统领总兵吴光亮(西元1834-1898年)经由今南投竹山,过八通关到达玉里,展开官招民垦。
拔仔庄虽有土城保护拔仔兵,但为求心灵寄托,清光绪15年(西元1889年),由拔仔庄地区清兵总理谢芳荣(生卒年不详)兴建茅屋一间,祀奉霞海城隍爷,取名「保安宫」,是为花莲最早的城隍庙,直至日治昭和4年(西元1929年),才由民众捐献改成约3、4坪大的石造庙宇。日治後期推行皇民化运动,村民惟恐城隍遭破坏,乃将城隍金身迁往富兴山脚下(瓦窑仔),战後才将金身迁回庙中。民国39年(西元1950年)村民集资重建保安宫,民国61年(西元1972年)重新建设成为钢筋水泥构造之旧式庙宇建筑,分正殿、偏殿,始成现况。富源保安宫的历史与东部汉人的移垦息息相关,为当地重要宗教信仰中心,呈现清末「开山抚番」阶段的历史意义与拔仔庄的多元人群结构,极具文化价值。
富源保安宫位於汉人聚落与阿美族聚落之间,原本只是一间小茅屋,日治初期由乡民捐献改成约3、4坪大的石造庙宇,目前在保安宫里,仍可见昭和9年(西元1934年)由乡民献造的龙虎堵及日治时期古文物、吊挂在梁上的古钟、大鼓等。二战期间日推行皇民化运动,鼓励民众信仰神道教,居民惟恐保安宫遭破坏,因此将城隍金身迁往富兴山脚下的瓦窑仔,暂奉於大茄苳树下,直到战後才迁回供奉。为感念这段旧恩,因此每年农历5月13日城隍爷诞辰时,绕境路线一定安排经过昔日避难处。
保安宫今日样貌乃民国39年(西元1950年)与民国61年(西元1972年)村民集资重建而成,构造为仿木RC之旧式庙宇建筑,仿木构神韵浑厚为上乘作品,可显现时代风格,具建筑与技术史价值。庙内有砖刻的福德正神,盘古大帝牌位置於五谷先帝神龛内,颇具古意。保安宫今祭祀主神为城隍爷,配神为五谷先帝、地母娘娘、天上圣母、关圣帝君、盘古大帝、福德正神、城隍太子与七爷、八爷。
农历5月13日为城隍圣诞日,至今仍保存夜巡探访的习俗,农历5月12日晚上召集各阵头,共同乘车游庄,是拔仔庄年度盛事。其中最震慑人心者当属大鼓阵,昔年是以人力合挑大鼓,沿途竞技,争相贴红,贺采声不绝於耳。而七爷、八爷踩着七星步法、四门步法绕境演出,表现出铲奸除恶的阵杖,也成为居民共同记忆。13日扩大绕境,南至瑞穗、北至大富,成为地区盛事。
从民国60年代开始,随着西部工厂林立,导致东部地区人口大量外移,人口外移直接反映在绕境上,原本全靠人力肩挑的大鼓阵,先是变成以拼装车载鼓的形式,没几年电子花车又逐渐取代大鼓阵,原本最具威势的大鼓阵渐渐式微。民国87年(西元1998年)起地方有志之士於每年7月办理「鼓王争霸战」,希望唤醒庄民莫忘传统庙会文化,以社区总体营造精神衍生发展为社区嘉年华,为社区年度之庆典,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。
山门嵌入庙名、楹联、彩绘、石雕之外观,略有古朴简约感。
日治时期建庙时由「拔子汤氏阿妹」敬献的石狮,传统庙宇中认为石狮具有辟邪的效用。
「以刻字为神」是早期信众没有能力,但为敬神的作法,此为庙内砖刻的盘古大帝与福德正神之特写。
盘古大帝牌位置于五谷先帝(神农大帝)神龛内,此为相当特殊的作法。
宫庙多设有钟鼓,为祭祀之用,此为日治时期所制的大鼓
宫庙多设有钟鼓,为祭祀之用,此为日治时期所造的古钟。
台湾传统「左青龙右白虎」,通常会于左侧墙上造龙堵,上图为日治昭和9年(公元1934年)由乡民献造的龙堵